从社会批评方式看汉代社会

汉代的社会批评方式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特点。西汉可以汉武帝为界分成前后两期，东汉可看作一期。从批评途径看，西汉前期面对面的批评和上书批评比较普遍；后期的当面批评明显减少，上奏批评最为普遍；东汉当面批评已基本没有，除上奏批评外，著书系统批评形成潮流。从批评的行文方式看，西汉前期直言批评比较多，以古讽今也较普遍，引经据典尚不典型，灾异谴告根本没有；西汉后期，直言批评越来越少，以古讽今、引经据典、灾异谴告都很普遍；东汉已基本没有直言批评，其他几种方式都很普遍。汉代社会批评方式变化的总的趋势就是，当面批评越来越少，直言批评越来越少。

透过汉代的社会批评方式及其变化，我们可以看出汉代社会的某些特征：首先是统治集团精神风貌的变化。西汉前期当面批评和直言批评的普遍存在，反映出统治集团励精图治、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君臣之间同甘共苦的融洽关系，而后来曲意批评的盛行，则反映出君主专制程度的逐步加深。之所以大多数批评者都采取曲意批评的行文方式，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出于避祸心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批评者的权益得不到法律的保护。被批评者对批评者可以任意处置，批评者因触犯被批评者而被杀、被贬、被降、被罢之事时有发生。本来批评者就心有余悸，如灵帝时蔡邕在密奏批评中提到一些具体的人名，他怕被这些人报复，在奏章最后特意提出希望皇帝为之保密，不要让那些被批评者看到。而直言批评最容易使被批评者愤怒，会给批评者带来更大的危险性。所以批评者为减少危险性，采取相对缓和的曲意批评方式，企图借用一种外力实现对被批评者的有效约束。史实表明，即使是曲意批评，批评者的权益，包括人身安全，也仍然得不到保障。

其次是今文经学盛行对汉代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引经据典和灾异谴告等批评方式的普遍流行，是汉代今文经学盛行在社会批评方式中打上的深深烙印。由于统治者的提倡，当时无论是当朝的还是在野的知识分子，都熟悉儒家经典。有些人终生未仕，如东汉的郎和襄楷，他们的奏章中引经据典和灾异谴告也处处可见。儒家经典被神圣化、绝对化、庸俗化，成为人们的工具和挡箭牌。身处下位的批评者不便直接给被批评者规定行为准则，便把经典语录和上天抬出来，使之成为勿需证明的真理和衡量现实事物的标准，而批评者则扮演了经的卫道士和天人之间的媒介的角色，实际上他们是标准的真正制定者。

再次是汉代社会批评途径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上奏批评在各种批评途径中是最普遍的一种，而上奏批评中各种特殊情况的存在，说明当时通过正当途径上书提出批评在时效性和渠道畅通方面有问题。因为尚书有拆阅和裁决奏章的权力，批评者怕奏章到不了皇帝手中就被打入冷宫，所以有诣阕上书和通过别人上书，遇有紧急情况怕传递太慢误了大事，所以有露布上书、贯械上书和带上书。而这些特例，大多是东汉时期的，说明东汉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更突出。并且在东汉，有些奏章虽然传到了皇帝手中，也往往遭到“书奏不省”的厄运，被束之高阁。通过正当途径上书提出批评，批评者尚担有一定风险，而各种特殊情况下的上书，批评者则是完全把生死置之度外了。